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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我到了美国后住在布鲁克林区与皇后区的交界地带，这个区的治安很不好，因此房租便宜。我从中国去美国时，美元对人民币的黑市汇率是1：10，而当时中国普通大学教师的工资换成美元只有几十美元。当时美国最差地区的一个单间房租也要200美元以上，所以到了美国只能在租金最便宜的地区租房，而且必须打工才能生存。这跟今天很多带着钱到美国留学的学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

  我每天乘地铁到纽约大学，会顺手在地铁站买一份纽约地区的地方新闻小报看看。但我感到很奇怪，这一些地方新闻报纸的很多句子和字我都不认识。我心里很纳闷，觉得图书馆的很多书都能看懂，怎么读这种报纸会很吃力？

  有一天我在学校问一位教授，一位相当著名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学者，问他这些报纸为什么这么难懂？他一听就笑了，然后告诉我，你怎么会看这种报纸，这些报纸充满了俚语和土话，报道的全是地方性的各种案件、绯闻。在大学里的人从来不看这种低级报纸。我问他，那应当看什么样的报纸最好？他告诉我要看《》，这是世界上最高雅、最有文化的报纸，《》的时政分析、学术摘要、艺术报道、书评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。当然，《》的语言也是最标准的。这位教授说，他每天最愉快的时光就是下午坐在纽约大学旁SOHＯ街道上的咖啡馆浏览《》。

  实事求是地说，他讲的话并没有错，确实符合事实，对于美国学者来说，《》与地方小报确实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。但是，当时我又想到，作为一位高度关注劳工运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，讲到资本家的贪婪就异常愤怒的左翼学者，在提到下层社会读的报纸好像有一种鄙视感，而谈到《》的高雅与情调又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愉悦感。这似乎有些不协调。不过，这种不协调的感觉也是一闪而过，后来就没有再想。但接下来与《》有关的两件事，加深了我对美国社会的认识。

  由于《》是一个高大上的东西，我也每天开始看《》。我每天从纽约大学回家会在地铁站买一份《》回家，因为在我租房的附近报摊没有《》卖。有一天，我拿着《》回家，路上遇到一个西语裔（Hispanic）问我讨5元钱买东西吃。我说，我刚来美国，自己也很穷，5美元对我来说也很多了，我哪有钱给你？这位西语裔说到，你怎么会拿不出5美元？你不是看《》吗？他指着我手上的《》说。这时我才顿悟过来，原来美国社会不同经济地位的人看的报纸是不同的。经济收入把不同收入的群体归类到不同的地区和街区，人们住着不同的房子，讲着不同的语言，读不同的报纸。即使是最激进的左翼学者也是住在温馨的中产阶级社区，从不踏进危险的贫民区或黑人区。当时我有种感觉，觉得美国左翼思想界讨论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好像是在自说自话，跟下层社会实际没有多大关系。后来，每当我跟美国左翼学者对话时，我都不由自主在想，他们谈的究竟是自己心中的公平正义还是底层社会的公平正义？

  第三个震撼是美国社会的拉丁化，我到了美国就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也曾在不同场合给美国人提出过。但很多美国人不愿意正视。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拉丁裔进入美国，最后美国的白人会成为少数。我刚到美国住的地方就是西裔人社区，周围居民都讲西班牙语。通常西裔人社区都很危险，脏乱差，贩毒什么都有。

  这是美国一开始带给我的震撼，这些看法是否全面呢？也未见得。人们常说，中国很复杂，很难用几句话界定。其实美国也很复杂，越是进一步探索美国，越觉得美国社会复杂。

  后来跟着时间的推移，我逐渐发现了美国的另一面，这就是中国和美国的主要差距。各位明白，马克思在19世纪就提出了将来的理想社会要消灭三大差别。在建国后也反复提出要在中国消灭三大差别：城乡差别、工农差别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。但是我到了美国以后，发现资本主义美国的三大差别要远远低于中国。

  第一，从生活品质上来说，美国小城市、小镇是要高于城市的，所以，很多富人都离开城市到小镇乡村去了，小镇基本上能做到夜不闭户，环境也很干净，充满了田园牧歌的美好。第二，美国农民的生活品质并不比城市里的人差，城乡差距、工农差距几乎感觉不到，甚至觉得乡村比城市更美好。第三，美国技术工人的工资并不比知识分子少，甚至还要高。一个有执照的电工、水管工、木工的工资并不比一般大学教授少多少。

  这也让我开始思考，三大差别的存在究竟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程度、现代化的程度问题，还是社会制度的问题？我慢慢地认识到，三大差别的存在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的问题。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、工业化程度和农业现代化程度，这些发展水平决定着三大差别严重与否。从这一点上看，必须承认，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。

  在美国的时间呆久了，逐渐切身认识到美国确有它自己的根。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，但美国社会发展到今天，它自身的根源和逻辑。当我在心中把中美两个社会作对比时，再次体会到，一个国家、一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道路、模式，并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些人决定的，而是这个社会的历史基因和传统决定的。我感触特别深的是，美国之所以选择小政府大市场的模式，确有它自己的根源和理由。

  一方面，美国社会的基层自治能力很强，这是从英国基层治理能力中遗传过来的，一个社区，即便没有政府，社区内部的人就可以把它治理得很好。我后来居住在普林斯顿大学旁的小镇，政府规模极小，根本就没有几个人，但整个地区管理得井井有条，这主要根据当地居民的自治水平。尽管很少看到政府管理人员和执法人员，但当地居民都非常自觉遵守各种法律规章制度，并且很多地方性事务都是当地居民自己解决。这让人确实感到不需要政府做什么事，政府大了反而是负担。

  但反观中国，强有力的政府是社会良好运转的保证。如果中国政府不作为，经济发展与社会秩序都难以维持。美国人对政府作用的轻视与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期许形成鲜明对比，很难说孰优孰劣，只能归结为历史传统的不同。

  观察者网：在海外回望中国，从哪一年明显感觉到中国的变化？或者从您自己的心路历程来看，有没有哪一件特别的事情触动您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？

  寒竹：2008年开始我就陆陆续续地回来，2010年以后基本就很少回美国了。1989年我出去的时候，中国的情况确实不是很好，当时西方封锁中国，我们自己也比较保守，改革的动力不足。但1992年南巡以后，我感觉中国的变化是立竿见影，到1995年，这种变化就很明显了，能够说是一个月一个样。当时我在美国就已经感觉到中国的发展，而且对中国很有信心，在2000年的时候我就认为中国超过美国绝大多数都是不可避免的。

  其实在没回来前的2006年，我和文扬老师已经在国外写了很多东西了。到了2008年奥运会之前，当时国外有很多人批评中国，我就主动站出来，为中国辩护。那时候西方想象中的中国还和非洲一样落后，还加政治上的“专制”，但实际上中国国内的情况已经很好了，现代化程度已经很高了，很多大城市和西方已经很接近了，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让美国人了解真正的中国，了解中国，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。

  2008年8月8日，北京，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举行，姚明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。图片来自@视觉中国

  当时我自己对国家发展很有信心，虽然当时中国还没有赶上日本，但我们完全看好中国的发展的新趋势，对中国的期待也很大，觉得赶超美国就是时间问题而已，希望中国能够在很快的时间接近民族复兴。

  这种信心来源于我们对中国制度优势的分析，这也是中国能够成功的原因。在改革开放后十年，我们会感觉到中国政府做什么样的事情都非常战战兢兢、小心翼翼，一心想把工作搞好，怎么发展地方经济，怎么回应社会需求，社会舆论也给政府很大的压力。这个压力会变成一种动力，所以你会看到中国政府一方面它的主观性很强，另一方面在社会压力下它也很努力去做事。相比之下，美国政府就没这个压力和动力。

  举个例子，2012年美国遭遇飓风，我回来后就写了篇文章，用美国和上海作比较。飓风来了，美国气象部门早就知道并发出了警讯，但纽约市长所做的也只是出来宣布飓风要来了，请各位居民最好还是不要外出，在家里看电视，多买点水，买点食物，让大家注意安全，但政府什么都不做。结果地铁、机场都被水淹了，城市瘫痪了好几天。而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，有一年上海遭遇强台风，政府提前很多天就动员各部门准备防汛，各地铁口都堆上沙袋，各个下水道的盖子也翻开，防汛工作一直做到各个居民小区。中国政府如果不做就是失职。社会对政府的压力很大，这种压力反过来成为动力，这确实是中国制度的一个优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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